半島的臺博之旅
重返博物館檢視文物
去年執行計畫時，規劃進到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的庫房，檢視屬於地方族群所可能的物件，並規劃了一系列的課程，例如文物持拿、文物檢視資料表謄寫（文物描述、測量、技法與圖紋等）、文物現地典藏概念與操作等，逐步將博物館文保觀念與方法帶入團隊在執行上的不同視野，同時也針對國內的幾個可能藏有地方族群物件的博物館的典藏進行盤點，其中最大宗的就屬此次檢視文物的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
今年在確立獲得計畫補助後，便開始著手聯絡臺博館的研究人員，在歷經公文的發送、與相關工作者來回的資訊溝通後，確立了6/6-6/7兩天，共計36件文物的檢視調查工作。團隊也應用了去年史前館所教授及討論修正後的適用表單，擬制了一份更為簡易的紀錄表件，而別於博物館導向的文物檢視資料表。例如在衣服上，會有更細緻的包含底布/內襯、鈕扣、領口/袖口、開襟的細節來做其色票、技法、材質及圖紋的填寫，或是攜物袋會針對其底布/內襯、背帶與袋身的接縫方式、背帶、掀蓋與內裡等的相關表格內容。
進入臺博館庫房
此次進到庫房的族人組成，除了團隊的基本成員外，亦有去年共同去史前館檢視工作的部落族人，更重要的是也邀請了今年計畫開設文物再製課程的講師及助教共同加入，橫跨牡丹鄉及滿州鄉共六個村落的族人。
●庫房的身體感
其實就像是前面所說的，要到一間博物館庫房進行文物檢視工作，首先必須要通過一連串的行政作業，公文與信件的往來、釐清博物館的規定、確定工作的重點事項、準備相關文物資料與檢視用具、提交研究研究計畫書等，除了是一種在雙方的先前互動中，去抓住彼此（團隊與博物館間）的意圖與對待文物跟族人的態度，同時也是在檢視身為族人或說源出社群的自我整備與提升，用以確立在互動的過程中，雙方能夠達到一個平衡，甚至能有更多的主導/詮釋權，能夠改變族人/團隊對於物件的「疑惑」或修訂博物館過去可能存在的「誤解」。
進入庫房的第一天，臺北是一個綿綿的細雨濕熱的天氣，一群屏東人抱怨著雨天的不舒適及對於人群壅擠的不適應。但進到庫房前，先必須在警衛室登記、把行李寄放在置物櫃、將水和食物置放在置物櫃或庫房外，在打開庫房門襲來的乾冷空氣、庫房入口的人員進出資料簿填寫、無粉手套與口罩的穿戴，也就預示著要進到一個不同「規則」的世界，特別是在博物館的文保意識裡，物件移動時的動線要明確且清空、物件在翻面或調整時，需要由博物館工作者來執行時，又一次的強化了不同世界與規則的界線。
●庫房的半島生活感
但與此不同的是，或許是團隊成員的彼此熟悉，即便在某些身體上面臨界線，但一開口之後，又會彷彿置身在部落裡，多的是那些日常的拌嘴/調侃、部落的八卦，還有著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間的期許，並討論著未來可以繼續做的工作，不僅是侷限於此次的文物檢視調查與再製工作。
特別是在對於文化（服飾）的理解，採用的不是一種很明確化的「族群文化」的解釋情境去討論圖紋有著什麼意義、排灣族是什麼、哪些一定是誰的。正如我們在看一件ljavac（攜物袋）時的討論：
「這件看起來很混」
「他的核心圖紋，看起來很像北部地區常用的蝴蝶樣子，但他整體，這種白底紅線的做法，還是比較半島一點」
「高士的樓梯走法會這樣、牡丹的樓梯走法會那樣，但他的走法兩邊都有」
「那他可能一邊高士一邊牡丹」
「但這件是在三地門收的捏？（跟館方確認入藏年代）」
「那可能是我們那邊的人，來念山地農校時在宿舍繡的，剛好他喜歡的人是北邊的，所以才會這樣繡」
●檢視選件及意外收穫的文物故事
關於此次文物檢視的選件，透過臺博館典藏資料查詢系統，輸入「恆春」、「滿州」、「南排灣」、「牡丹」、「攜物袋」、「情人袋」等關鍵字逐一搜尋比對團隊於去年初步的調查選定。除了地區外，根據初步調查結果，選件傾向的物件型制，會以對襟（男上衣）、反摺袖（男上衣/女長衣）、印花/花布、前後2片裙、幾何為主的繡紋、挑繡、白底ljavac等為主要選件依據，而當中已高士、牡丹路兩個地區所有的藏品來源資訊最為清楚，部分選件多數標記為排灣族，亦有標示魯凱族、阿美族、鄒族的物件。
其中一件典藏號為AT000070（如圖所示），在紀錄裡顯示無採集地點，物件標題為「男子短裙」，但在文物描述裡，卻以女子裙為主要描述方向，並推測其型制與配色可能為獅子鄉、牡丹鄉及達仁鄉的物件。當團隊在檢視物件時，同樣根據其貼布繡的技法，亦將該物件認為可能是偏屬於「tjakuvukuvulj」系統之物件，而當在細緻討論，該裙子所繡之圖紋時，有族人指出，上面看起來是在紀載故事：取了八顆人頭。並持續地說道，在口述或相關的文獻紀錄裡，有紀載了一段，「tjakuvukuvulj」系統，在日本人的介入下，好像來到了我們部落（指seqaro系統）殺了幾個人，或許這件裙子便是紀錄了這麼一段故事，但仍需要再去確認文獻，若相符合，便可能可以更進一步的釐清物件的出處，同時也可能提供了服飾在繡紋上的不同類型及特殊意義。
團隊/族人與博物館的互動經驗與感官體驗
以史前館及臺博館的經驗來看，雙方對於地方社群/族人/團隊申請進入庫房從事檢視調查工作都是開放的，這也意味著當代的博物館功能與角色的轉變。但具體來說還是有細節上的不同。史前館採用的是一種在「合理」的範圍內，由族人提取物件、移動、翻面等，更著重在族人與物的實際接觸的感覺及互動，工作人員則是以引導、陪伴的角色，與團隊有更多的相互交流學習空間，且在相關圖像的拍照與授權上也更為自由，期望能有更大效益的外擴影響；至於臺博館在拍照的授權使用上，需先提研究申請計畫書，並敘明相關的授權與使用範圍，不過在實際上在提研究申請計畫書時與臺博館的討論過程，除了是行政工作較多以外，卻也沒有多加限制團隊/族人後續的應用，所以較為明確的差異便是在於能否「觸碰」的差異。
這也就是用眼睛「看」及用身體「觸碰」的不同，有與行的人在先前得知不能觸碰的情況下表達：「那去要幹嘛？又不能碰」，但也有成員認為：「純粹看照片，跟現場看到的感覺很不同」。這是一道很複雜的感官接受的問題，如果物件代表的是祖先（或祖先留下的重要文化或精神）摸到所觸發的感官接受，會多於或少於視覺體驗嗎？透過照片（無論拍得多麼精細），跟眼睛實際看到物件的精細度有差嗎？可以透過10倍的放大鏡或顯微鏡拍出眼睛可能無法看到的細節，但實際上眼睛看到時，由於難以看清細節，而驚覺先人的眼睛（厲害）或時間（很多）的感觸，是有辦法比較的嗎？而對於會再製的人跟不會再製的人來說，親眼觸碰跟看到材質是否完全不同意義？這也是團隊再製時及後續的執行過程中值得持續思考的問題，當每個人都拿起針線，繡縫在布料上，身體的觸碰及視覺的感官差異又可能是許許多多可以被講述的故事。
另外，此次在與臺博館的互動裡，臺博館的工作者，也有表達他們過去在文物的資料上有錯誤或者不完整，也期待透過團隊/族人實際的來看物件後，能夠提供相對的資料作為反饋的互動，例如：對於物件的可能詮釋、物件的名稱（含族語）等，進而有機會以族人的角度來修訂相關的錯誤。臺博館這樣的立場，也改變了團隊成員對於部分博物館在權力掌握上的認識，看到了在當代原住民族如何參與進博物館方法的道路。